第九百四十九章 蒙疆制度的选择 (第1/2页)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讨论过导致国富国穷的各种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偏僻、不接海洋没有港口、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等，会限制国家走向繁荣之路。
又例如，文化上民族不够勤奋、具有劣根性、没有新教伦理、缺乏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等，也会成为国家发展之路的障碍。
再例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知、短视、不知道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等，也可能致使一个国家陷于贫困无法发展。
尽管地理、文化、领袖均会对国家强盛与否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呢？或者说，有没有导致国家兴衰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正是要回答的问题，不同于对地理、文化和领袖等因素的强调，我们着眼于不同制度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一些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制度则正相反，阻碍了经济发展。
制度这一答案并不新颖，但在经济学分工日益精细的世纪，已经很难读到像这样充满雄心和企图的作品了，目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些朝曲径通幽处发展的苗头，利用田野实验做发不发帐篷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或者一档循环播放的电台节目对苏丹地区教育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之类。
为了引出制度问题，要先从人民走上广场所谓何事？还不是因为活得贫苦憋屈，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过上更好的生活，问题恰在于这个制度。
独裁并不愿意改变现存的体制，以适应大众的诉求，最终人们只能通过革命形式来进行制度变更，这代价不低，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而人民相对富裕，主要是因为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比较宽泛，政府的可问责性较好、对选民负责，而且人们能利用各种经济机会发家致富。
纵观这些古老文明国度，回到惯常讨论过的地理、文化和领袖，或许可以解释部分各国发展的差异，但问题也恰在于这三个因素无法全然回答在南北诺嘉乐地区的差异。
诺嘉乐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实行的当然是亚利桑那州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属于索诺拉州，却是墨西哥的领地，实行墨西哥制度。
两个地方南北接壤，地理位置没什么不同，文化差异也不大，都是那一群人，鉴于每年大量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事实，似乎也表明墨西哥人也知道怎么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很难想象墨西哥的领导人会不清楚那些普适的经济发展原则。
所以，地理、文化和领袖这几个因素都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南北诺嘉乐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也因此，我们发现南北诺嘉乐地区最不相同的是制度。
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保护私人产权、实施法治、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且市场运行得到国家支持、市场向新的企业开放、市场上的个体遵守契约、并且人们可以获得教育和普遍的致富机会。
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在政治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允许广泛的公民及其团体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家有制度性的问责和约束、依法行政、而联邦政府有一定的集权来有效实施法律，这种制度被作者称为包容性制度。
与此相对的是榨取性制度，统治者不仅不愿意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榨取大众，与民争利。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实行了包容性制度，而有的国家或者地区不仅没有采用类似的制度，反而实行了榨取性制度呢？
这种制度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北美和南美在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殖民者实施不同的殖民策略而形成的，能否有效激励土著和新移民为经济发展而努力，成为了制度选择过程中的重要差异，尽管这种制度差异一开始非常小，但经过不断演化，其结果却大相径庭。
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北美和南美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收入差距。
除了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仔细对待地理位置、文化差异以及领袖角色。
但是国家盛衰的标准是不是就等同于经济增长呢？人均GDP、贫富差距、人均寿命、乃至更综合性的人类发展指数，到底什么才是衡量国家盛衰的标准，显然比较直接和简单，那就是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为国家兴衰的标准。
这种标准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衡量，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发展无非就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各种组合，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增长。
而制度则是让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配置，得到优化从而加速经济增长。
不过更重要的批评是这一经济增长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作为目的，那么必然遭遇哲学界关于意义的责难。
如果经济增长本身仅仅是手段，那么增长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幸福，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
其中提到经济学上的一项测算，大体而言，有一个人均收入的限制，当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时，人均收入的继续增加对幸福感提高的影响很小，但如果人均收入低于15000美元，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有有极为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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