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四十九章 蒙疆制度的选择 (第2/2页)

但幸福又是什么呢？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经济学家而言，更有自嘲性质的笑话称10个经济学家能就同一个问题提供11个答案。
　　
　　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会和岛上的一个渔民对幸福会有相同的定义，而且即便两人的幸福感相同，也无法从中得出什么教益。
　　
　　有一个标准或许值得考虑，那就是选择项增多，或者说选择空间扩大，尽管个人的选择能力不同，但面对更多的选择，依旧可以增进个人的效用，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人的自由的扩展。
　　
　　发展的目标定为人的自由的扩展，收入增长与选择集扩大之间一些联系，但有些自由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增加就自动获得，尤其是政治上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
　　
　　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自由的扩展，而自由本身又是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弗里德曼的经典论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通过自由的手段来达成，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国家盛衰评价标准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那么对于这样的论述，可能就会略觉肤浅。
　　
　　于是，我们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未能解释在三者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何经济增长会出现重大的差异，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制度使然。
　　
　　实际上，地理、文化和领袖不可能尽然相同，这或许可以反过来部分解释为什么采用了不同制度的国家，有时候也会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长。
　　
　　允许私人自己做决定并通过市场来交易对社会来说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计划经济在短期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个人的激励问题，大锅饭造成人人搭便车的现象。
　　
　　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问题，已经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就难了。
　　
　　而这两个问题也恰是所谓的榨取性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
　　
　　但既然如此，何以有时候“榨取性制度”依旧会被采用，并且持续不短的时间呢？理由是榨取性制度能使经济增长中的收益不仅满足一小撮统治者的需求，并且统治者还可以有足够的资源来镇压反对者。
　　
　　也就是说，凡榨取性制度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集权，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不是能促进增长，关键在于能不能促进可持续增长。
　　
　　榨取性制度之所以不可能促进可持续增长，不仅是因为无法革新技术从而导致创造性破坏，更是因为搞不对制度所辖范围内参与者的激励问题。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能，其机制又是什么？一种制度从历史中走来，逐渐演化，会遇到一些关键点。
　　
　　这些关键点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革命或殖民，但关键点的演变也并非全由历史决定，同样有情境因素，早期的包容性制度可能来自社会冲突和制度偏移。
　　
　　但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催生了更包容的经济制度，按照两人的解释，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实际上，这个解释也有一点历史源头思乡症的意思。
　　
　　在分析英国光荣革命这一重要关键点的时候，初期的制度偏移被认为是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的，其中重要的关键点是1492年大西洋贸易导致经济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强有力的联盟，最终导致了专制主义的终结。
　　
　　而与此相对的是西班牙，允许君主垄断殖民地和大西洋贸易，结果导致君主拥有大量财富和政治力量，自此与英国分道扬镳。
　　
　　要依靠革命才能完成的制度转型，听起来依旧不是个值得乐观的选择，尤其对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我们要发展的是财政联邦主义，政治上的适度集权以及经济分权对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好处，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能控制腐败的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听起来继续要一定集权又需要大量分权的包容性制度，很像是我国目前的制度。
　　
　　当然，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既有包容性的方面，也有榨取性的方面，要探究的是制度的内部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之间是否可以兼容，而恰恰是这兼容性落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但对于现实的决策者而言，制度转型就是要在关键点上做出重要的抉择。
　　
　　政治参与增多的确使得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增强，但也有可能出现提高腐败和妨碍经济增长的例子，这个时候的补救措施是提出一个适度集权的中央来抑制腐败、平稳社会、推动增长。
　　
　　问题在于谁来抑制集权化的中央利维坦式的扩张？如果是要依靠更进一步的司法独立或民主政治，那么就又会削弱中央的集权力量，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制度背后，有太多制度选项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蒙疆联邦共和国有了自己的选择，但这只是开始，后面的故事是没有人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