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四章 告别低效增长 (第2/2页)

第二，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南华联邦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进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的模式，已经严重威胁到南华联邦的可持续发展的上限，它的上限就是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生态容量约束、气候变化约束。
　　
　　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为南华联邦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但也由此造就了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由于资源本身具有难以再生的特性，因此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
　　
　　许多资源具有生产的投入要素和消费品的双重属性，环境质量的下降、能源供给和水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使中国面临长期增长约束。
　　
　　第三，全球资本廉价时代行将结束，从中长期来看，全球资本流动格局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七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
　　
　　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
　　
　　一方面，受消费需求收缩，信贷规模萎缩、债务重组以及再工业化的推动，发达经济体贸易赤字有望减少，与此同时，外部需求疲软，贸易汇率风险、激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降低了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贸易盈余的水平，全球贸易收支开始趋于平衡。
　　
　　另一方面，全球投资回报率、储蓄—投资组合、风险偏好水平等因素的趋势性改变，也将影响全球资金流向和溢价水平。
　　
　　事实上，从要素数量带来的红利转向要素效率带来的红利，是一国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是一国发展方式的进一步升级。
　　
　　当南华联邦低成本优势和廉价资本红利不再的时候，南华联邦必须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快从价值链的低端逐步走向中高端。
　　
　　南华联邦的决策者明白，无论如何，告别经济低效增长的模式将是南华联邦经济面临的持久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