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一章 切入点 (第1/2页)

1975年，南华联邦主流政党选择叶振邦成为新的国家元首，由两个在野党--自由民族党和南洋联盟党联合推举的转型方案摆在他的面前，这个方案将使这个国家的政策开始纳入正常的深入的转变。
　　
　　报告的题目是这样的--切入点。
　　
　　在一个已经建立较为成熟的民主政治的国家，政治家说到底是要注意三件事情的平衡，也即兼顾经济效率、社会平等与政治稳定，使三个方面的事都处于较为良好的状态，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至于偏离社会可容忍的程度。
　　
　　但是，对于一个处于传统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时期的国家，政治家则面临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调整的目标是在公共领域建立基于法制的竞争性制度。
　　
　　以历史经验，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家最难处理的是三件事：
　　
　　一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
　　
　　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三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这三件是处理不好，社会阵痛就大，时间就长，政治家自己的风险也大。
　　
　　这三件事业彼此有关，其中前两件做不好，后一件也做不好，但热心政治改革的很多政治家似乎只对后一件事有兴趣，后一件还包括处理公权与私权的配置以及公权本身的配置，人们又常常集中关注公权的配置，如果作为改革操作者也只做公权配置的改革，改革风险就会很大，主要是：
　　
　　第一，裂土分邦的风险，从世界近现代史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认同达不到一定的程度，公权重心向下配置的改革，就容易发生这种风险，对这一点的认识，很容易进入关于人权和主权关系的争论，换言之，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内部民族的问题。
　　
　　第二，民粹激进主义长期泛滥的风险，如果民众的资产不丰裕，民众对于维护公共规则的责任与权益就不相匹配，普遍的过激行为就很容易被鼓动起来。
　　
　　第三，形成国家权力寡头化的伪民主制度，民众的主体若是贫穷的，社会阶层的分野将容易被固化，选票将会成为权贵阶层的伪民主制度的包装。
　　
　　当然，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一切灾难均会过去，各种所谓风险不过是历史进程的曲折反应，但对于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有责任避免走这样的弯路，而不可将人民的牺牲轻松地归于必要的代价，政治家们需要有关怀大众的热情，而不是冷漠的精英理性，否则，政权将和历史上的独裁统治没有什么区别。
　　
　　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使得风险降低、社会转型比较顺利？这是改革探索不可回避的问题，依我们之见，如果在今后几十年里我国的发展始终能伴随我国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转型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
　　
　　一个社会，已经壮大的中产阶层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确有安身立命的必要财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好的环境里有独栋房屋，或与此等价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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