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六章 条件二 (第2/2页)

从而，把世界大战与其他类型的战争，最后决战与地区性蚕食中力量的使用区分开来，使武装力量的使用更加灵活。
　　
　　随着进一步地对外扩张，三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国际事务，并开始宣称，国家的武装力量的对外职能扩大了，国际主义责任提高了等等。
　　
　　作为这种政策的反映，便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三个国家除了大打代理人战争外，直至自己**裸的出兵。
　　
　　三个国家的全球争霸战略形成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这是主，客观条件具备，时机成熟的结果。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战略与在此之前的各国对外战略截然分开也是不可能的。
　　
　　象争霸战略这样一个复杂的战略系统的形成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争霸战略的上述三个基本要素形成的复杂性，特别是力量这一因素，大家就绝对不会认为，这仅仅只是我掌政后五、六年的努力结果。
　　
　　走向争霸、走向霸权主义的恶性膨胀，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一个领导人或一个政策所能扭转的。
　　
　　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在各个国家都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市场，随着机会的不断成熟而不断增强。
　　
　　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争夺以及三个打过霸权主义的种种表现，奉行以军事力量支持对外政策的方针也不是从那时才开始。
　　
　　可以说，战后三个国家对外战略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向全球争霸战略转变的过程。
　　
　　由此看来，全球争霸战略的形成也绝非偶然了，它不过是战后若干年一直存在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
　　
　　摘自叶振邦著《崛起之路》第三卷
　　
　　1986年，我成为南华联邦的总统，在这一时期，战略核心是综合运用军事、外交、经济和宣传等手段，把美国和苏联在第三世界战略地区取得的政治、军事进展推回去。
　　
　　提出超越遏制的战略，即在不放弃遏制美国和苏联的同时，抓住时机，采取多种手段，尤其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促使这些小的国家演变，并进一步融入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
　　
　　新太平洋主义即在世界三极的现有体制基础上，对这些组织分别赋予新的内容和新得职能，建立适应亚洲新形式的政治军事结构，以便保证我国转轨顺利发展，并确保我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不受影响。
　　
　　对亚洲，中东，非洲，在不严重破坏三国关系基本框架的同时诱，根据我国战略需要，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做法，加强防范地区危机和地区强国的崛起。
　　
　　1990年7月，正式提出－－国家参与和扩展安全战略，构建我国主导下的大国合作的世界秩序，调整地区战略部署，不惜使用武力来维护我国的战略利益，提升经济安全的战略地位，甚至一度将其置于全球战略的首尾，在政治上以扩大我们的价值观作为重要的战略出发点。
　　
　　并突出我国外交中的软因素，在军事上提出－－塑造，反应和准备三位一体的军事安全战略，即帮助塑造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国际安全环境、随时对危机作出反应和为应付未来挑战做好准备。
　　
　　推出先发制人战略，将维护我国的军事安全置于对外战略，追求军事绝对有利和国家绝对安全。
　　
　　采取点菜式的多边主义，一方面利用多边主义达到目的，另一方面坚决摆脱多边机制与多边合作对其权势与行动的限制。
　　
　　需要时经常一意孤行地采取单变主义政策，调整全球地缘战略，构建国际安全新框架。
　　
　　我国的全球战略思想与决策不断进行着调整，但是在发展变化的同时，其内在连续性十分突出，那就是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从未改变，谋求主导性优势的战略一以贯之。
　　
　　从充当亚洲世界的盟主发展到确立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目标，并不时大肆动用武力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以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志。
　　
　　本质特征是竭力赋予我们的战略以某种道义的或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同时注意将霸权目标与国家的实力统一起来。
　　
　　当然，文化战略是我国霸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先父的愿望，是延续我们民族兴旺的唯一之路。
　　
　　摘自叶振邦著《崛起之路》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