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8、冷热交替的英国读者 (第1/2页)

当英国和法国的军队驻紮在瓦尔纳的时候并非一直都安然无恙，事实上，在1854年夏天，霍乱席卷了整个东南欧。法军军营首先被感染，然後是英军军营。一阵热风从内陆吹来，整个军营被一层白色的石灰粉和死苍蝇覆盖，士兵中间开始出现恶心腹泻，有了这些症状就只能在帐篷里躺下等死。
　　
　　在如今这一时期，欧洲医学界的主流依旧是「瘴气理论」，这一理论简单来说就是认为包括霍乱在内的疾病是由臭气（瘴气），特别是夜晚的臭气引起的。
　　
　　而在瓦尔纳，霍乱被认为是附近湖泊的瘴气、过度饮酒或食用软水果导致的。军事当局完全忽略了基本的卫生条件：厕所里粪便四溢，动物屍体在烈日下任由腐烂。得了病的人被送到老鼠横行的军营，照顾他们的勤务兵疲於应对、精疲力竭。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英国医学家约翰·斯诺早在1845年伦敦霍乱疫情期间，就通过标注死亡病例分布地图，发现病例集中於宽街公共水井周边，建议关闭该水源後疫情平息。
　　
　　他在1849年还发表了《论霍乱的传播方式》，提出洗手、煮沸饮用水等防控措施。
　　
　　但由於「瘴气理论」依旧是所谓的权威和主流，约翰·斯诺的这一发现几乎处於无人问津的状态。就更别说将这种理论推广到军中了。
　　
　　因为对病因无知，士兵们毫无提防，继续饮用被污染的生水。不过有些人对霍乱有一定了解，比如朱阿夫士兵就在北非遇到过这种病，他们知道应该以酒代水，或是煮开水之後冲咖啡喝（法军每天饮用大量咖啡）。
　　
　　而早在霍乱爆发前，米哈伊尔无疑就在遵循一套在旁人眼中异常苛刻的卫生条例，比如不喝生水、勤洗手等等，甚至米哈伊尔还在军中积极推销这一套卫生条例。
　　
　　当然，米哈伊尔并非毫无根据的进行劝阻，而是以约翰·斯诺《论霍乱的传播方式》
　　
　　和朱阿夫士兵们的亲身经历来当作证据从而进行推广。
　　
　　尽管这两样证据其实已经比较有力了，但英国这边的军队似乎仍未太放在心上，更多的还是按照他们以前的老方法来，一是因为惯性，二就是因为成本。
　　
　　军事当局连卫生条件都能忽略，就更别说推行什麽卫生条例了————
　　
　　就像约翰·斯诺早已提出了正确的阻断霍乱传播的方式，但直至十九世纪末，「瘴气理论」在不少国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而军事当局虽然不管不顾，但底层士兵在疾病面前显然又不是傻子，因此当霍乱在军中爆发之後，确实有相当多的士兵在极度恐惧之际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采用了米哈伊尔所说的方法。
　　
　　但如此大规模的霍乱显然不可能轻易阻断，於是死亡依旧在军营中传播着，但在米哈伊尔的努力下，得病的人似乎并没有人们想像中的那麽多————
　　
　　在这期间，米哈伊尔一方面做着最严格的防护措施、忍着霍乱带给人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强忍不适，记录下了这些恐怖的场面。
　　
　　而无论是这些恐怖的场面还是约翰·斯诺的防止霍乱的方法以及朱可夫士兵们的亲身经历，米哈伊尔统统都会用的笔法将其写进当中。
　　
　　想在如今这个时期破除「瘴气理论」几乎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些方法完全可以成为人们防治霍乱的「土法子」，恰恰在如今这种特殊时期，米哈伊尔的报导和可是能卖到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
　　
　　除此之外，如果米哈伊尔没记错的话，在1854年下半年，伦敦又将爆发一场波及人数众多的霍乱，而约翰·斯诺将通过研究霍乱死者的日常生活情况，寻找到他们的共同行为模式，进一步发现了霍乱与饮用不洁水的关系。他绘制的地图更是为这一猜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只可惜伦敦政府虽然用是用了，也看到了约翰·斯诺给出的有力证据，但在偏见和其它各种力量的阻碍下，伦敦政府事後依然将这场霍乱的根源定为「瘴气」。
　　
　　等到约翰·斯诺後面给出论证之後，那米哈伊尔这个如今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有流量的记者，当然要亲自下场，再结合战场上的一些实例，大力鼓吹一波约翰·斯诺的调查结果和防治霍乱的方法了。
　　
　　甚至说，米哈伊尔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说服那位接下来即将抵达战场的南丁格尔女士接受这种理论，要知道，等战争过後，南丁格尔不仅在整个英国都成了知名人物，甚至还在一些领域担任重要职位，有着相当重大的影响力。
　　
　　那麽说回战场，既然俄军已经从多瑙河公国撤退，照理说英法联军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打道回府了。战争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了。
　　
　　但事实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可能就此撤退，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战果，反而白白死了很多人。
　　
　　而最让盟军指挥官们感到生气的其实正是俄军的主动撤退。当英法两国千里迢迢把军队带到土耳其之後，俄军却放弃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让英法指挥官们觉得失望，用圣—阿诺的话说是「胜利的果实被抢走了」，他们想达到一个军事目标来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军事动员以来的六个月时间内，盟军士兵几乎没向敌人开过枪，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讥讽、本国国民的嘲弄。
　　
　　马克思甚至都专门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中嘲讽道：「在那儿，八九万英法两国士兵聚集在瓦尔纳。指挥他们的，一个是威灵顿时代的军事秘书，另一个是法国元帅（他的最大战利品是在伦敦的典当行买到的，真的）一一在那儿，法国人无所事事，英国人则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无所事事。」
　　
　　在伦敦，英国内阁也觉得仅仅迫使俄军撤出多瑙河地区不足以弥补已经做出的牺牲。
　　
　　英国和法国在商讨过後，最终决定让部队朝着克里米亚进发，最重要的任务则是占领俄国的塞瓦斯托波尔、消灭黑海舰队、破坏港口军事设施。
　　
　　但当启程的日子迫近时，将领们开始临阵退缩了，尤其是法军指挥官，他们对这项任务抱有疑虑。纽卡斯尔的命令由法国战争部部长瓦扬元师抄送给了圣—阿诺，但是圣—阿诺对这项任务是否能够成功有所怀疑，他的手下大部分也和他看法一致，都认为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对海军大国英国更有利。
　　
　　但是由於英法两国的政客急切地希望发动一场攻势来迎合公众情绪，他们向军事当局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军队其实也想尽快离开霍乱肆虐的瓦尔纳地带。到了8月下旬，奥古斯特·圣—阿诺得出结论，与其让士兵们在瓦尔纳死於霍乱，还不如对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说不定牺牲的人数还少些。
　　
　　对许多士兵来说，收到登船的命令是一种解脱，他们「宁愿像一个男人那样战斗，也不愿意被饥饿和疾病打倒」，埃尔贝形容道。「军官和士兵们对他们在这里的命运日益感到厌恶。」一名英国骑兵军官罗伯特·波特尔在8月下旬写道：「除了掩埋战友外，他们什麽都干不了。他们公开地说，他们被带到这里，没有让他们打仗，却让他们在这个到处是霍乱和发烧的地方病倒、死去————我们听说在法军营地发生了譁变，士兵们发誓说他们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唯独不想在这儿等死。」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指挥官们觉得是该把士兵们送到前线去的时候了，否则他们不是被病魔击垮，就是起来造反。
　　
　　就这样，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朝着克里米亚进发了————
　　
　　就在米哈伊尔他们还在前往克里米亚的路上的时候，整个伦敦乃至整个英国却是因为米哈伊尔的一期又一期，简直都快犯上一场热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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